西方人有一种固执的想法：损害权利的事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那么它就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必须阻止； 中国人也有一种固定的思维：损害权利的事只要发生在别人身上，就与我无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随他去。 久而久之，多数西方人越来越爱憎分明，多数中国人越来越虚伪自私。中间隔了孟德斯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