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民族的划分是首先按照语言语系来划分的

 

@AkiraNakamoto

4个月前

撇开政治因素和感情因素这些外力的干扰，学术界对民族的划分是有章可循的。 现在世界主流史学研究对于民族的划分是首先按照语言语系来划分的，而不是生理传承。生理传承也是需要考虑的，但是次要因素，非首要因素。 罗马帝国时代的所谓欧洲三大蛮族(相对较文明的罗马人而言)：日耳曼人Germanic、凯尔特人Celtic、斯拉夫人Slavic。就是按语系划分的，讲凯尔特语系的蛮族部落就属于凯尔特人，讲日耳曼语系的蛮族部落就属于日耳曼人，讲斯拉夫语系的蛮族部落就属于斯拉夫人。 中世纪时的法国北部的诺曼人，大家都知道他们的生理传承是从西北波罗的海沿岸南下殖民的日耳曼维京人，但他们那时只会说法语，那他们就是法国人，而不是维京人。 近现代仍然如此，你的民族成分看你说的语言，只会一种语言的 你的民族成分毫无争议；会说两种或多种语言的 看你内心最认同哪个。例如，一个祖父移民美国的德裔，根本不会说德语，只会说美语（美式英语），那他就毫无疑问是美国人，而不是德国人。他的德国祖父移民美国后学会了英语，同时掌握了德语和英语，那到底是美国人还是德国人看这老头的内心认同。其他民族的划分同理，不用去查DNA。 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是这个西方习惯的典型一例。 小说里的那些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人，尽管因为德国官方规定以后必须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德语，从而肯定是同时掌握德语和法语两种语言，但显然在都德的笔下 他们内心深处是只认同法语的，那他们的民族成分就是法国。 不论小说描写的是不是事实，但这个习惯性的判断标准是很清晰的。 民族的分野是文化的分野，而文化有点virtual不易客观测量。而语言文字则是文化的可测量可描述可研究的载体，所以用来作为客观评判民族分野的标准很make sense 且很有 可操作性。 这个史学界的标准是可查证的既成事实，并非我捏造出来和你抬杠。 回到汉民族这个话题。 按照这个既成事实的标准，我们可以看出隋唐宋时的鲜卑沙陀已经完全汉化成为汉民族，而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则在其政权灭亡时还不是汉族，其部分人口融入汉族是其政权灭亡以后（有些无可奈何）的被动结果。 进入中国的鲜卑和沙陀，在混杂了其血统的政权灭亡之时（即唐灭亡、宋灭亡时），其人已完全只说汉语、而且遍布大江南北，完全和汉人不分彼此。 北魏时的鲜卑汉化是很彻底的，他们在汉化时规定禁止使用原来的鲜卑语，否则将受到惩罚。这样下来只要一两代人，鲜卑语就完全消失了，鲜卑人完全接受了中原汉语、完全以汉语交流、和汉人完全没有什么两样。 唐朝时的汉化（包括沙陀突厥，也包括高仙芝这样的高句丽人、李光弼这样的匈奴人）也是同样，那些原来是胡人的人完全放弃了母语，接受了中原汉语、完全以汉语交流、和汉人完全没有什么两样。 而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则完全不同，他们在掌权时期从未想到要放弃母语 完全融入汉语系（例如，直到晚清，慈禧和光绪之间对话仍然使用满语，末代皇帝溥仪也以满语为母语），即使其语系最后灭亡也是失去权力后被客观所迫无奈的结果。(掌权时)主动放弃胡语完全融入汉语系 和 (掌权时)主动死撑胡语(失去权力后)被动无奈融入汉语系，这就是鲜卑沙陀和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的根本区别。 另外，这个区别也导致了族裔人口分布的显著不同。从族裔人口分布来说，鲜卑沙陀 在混杂了其血统的政权灭亡之时（即唐灭亡、宋灭亡时），其人已遍布大江南北，完全和汉人不分彼此（现今所谓最纯的汉人“客家人”绝大部分是五代时从中原逃到现在的聚居地，其实已是隋唐鲜卑汉人的混血）。而契丹女真从来未统治过长江流域及以南。大江之南根本没有这些人的份。 蒙元灭亡时，蒙古族裔始终龟缩在黄河以北。黄河以南蒙古族裔占当地人口比例不到百分之一，长江以南占当地人口比例不到千分之一，和汉人泾渭分明。 满清灭亡时，和蒙元类似，满洲族裔始终龟缩在黄河以北。黄河以南满洲族裔占当地人口比例不到百分之一，长江以南占当地人口比例不到千分之一，和汉人泾渭分明。满族南迁，是民国以后的事情了，尤其是为了躲避共产党而逃往港台，齐豫齐秦关之琳的满族祖先，1911年时还在华北混着呢。这种事后的混合不是自己在掌权时主观为之的（像北魏鲜卑那样），而是失去权力后被客观所迫无奈的结果。 所以，混入鲜卑和沙陀血统的唐宋毫无疑问是汉民族政权，而契丹女真蒙元满清不是，它们直到政权死亡的那天都是北方泛阿尔泰语系民族的政权。